我写作本书，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。当时，一位纽约的出版商请我写一本关于女性愤怒的通俗读物，我感到意外，但是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。我一直在十分严谨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，并且有志于此。在此之前，我都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；如今，有机会面向普通读者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理论表达出来，我很期待这样的尝试。应邀之后，我拿到了7000美元的预付稿费，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，尤其在堪萨斯州托皮卡这种地方，有点像天上掉馅饼。
　　后来，这位出版商先是解聘，又重返聘我，最后还是把我解聘了，那一大笔预付稿费也被要了回去——根据合同，她有权这样做，只可惜我签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一点。这位出版界的大人物断言，我没什么内容可写，即使有，也不会表达。我因此受到打击，但是并没有放弃。接下来的几年中，我的书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之门外。在拒绝面前，我越来越努力地尝试。从出版商那里得来的教训对我影响很大，“走出你做学问的象牙塔，真正投入到创作中去，直接和读者对话”。这些要求与我所受的专业训练恰恰相反。
　　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是弓着身子，伏在一台灰色的打字机前（那是当时最快的打字机），用剪刀和透明胶带作为剪切粘贴的编辑工具，我经常觉得挫败、懊恼，这种体验真是永生难忘。每次走进书店，我都觉得郁闷，因为书架上总有不少讲解关系的书，虽然没有一本提到女性的愤怒，但是也很少有书真正基于关系发展过程的理论。我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一本，正是人们迫切需要的，但在这种信念之下，我内心感到困惑，觉得自己注定要失败，那些退稿通知单，多到可以贴满我在堪萨斯最大的房间了。
　　几年之后，本书终于得见天日。我从没想到，尽管这本书在出版前命运多舛，让我忍不住怀疑“究竟能不能找到一个出版商啊”。出版后却出奇地受大家欢迎，广为流传——我还以为，除了母亲和五个最好的朋友，没有人会看它呢。当然，这本书并没有轰动一时或被极力宣传。首印的数量并不多，销量也不大。只是，看过这本书的人会将它推荐给朋友、家人，治疗师会推荐给同行和来访者，再由他们将书推荐给其他人……就这样，一个读者群围绕着这本书自发地建立了起来——这大概是每位作家的梦想。
　　我不断收到不吝赞美、饱含爱意的来信，它们出自这本书的四代读者之手，其数量远远多于我曾收到的退稿通知单。正是这些来信，促成了本书新版的诞生。我十分感谢所有的读者，包括在世界各地向来访者和学生推荐此书的心理健康专家。正是他们，通过口口相传的传统形式，成就了本书的口碑，使之成为经典。我得知，对于许多人而言，在重塑最重要的关系时，本书仍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书中的讯息也仍在回响——我虽略尽绵薄之力，大家厚爱至此，却实不敢当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